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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冬日纪事——那一天下乡——寓公  

2013-01-17 09:29:24|  分类: 那些年那些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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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四十余年前,19693月的那天上午,我独自拎着装有两套平日换洗衣服、半箱子书的旧箱子和发给知情的统一行头,怀揣不足8元钱,搭上了停在延安中学那碉楼(即老办公楼)前广场的车上时,并没有大家都有的心情。连看到车快开时,才从隔离场所匆匆赶来的母亲,也只是转头淡淡地说了句:“回去吧,到地方后我会写信的。”下乡那天,我尚差数月才满18周岁。

出发日的天气是晴朗的,同车的知青们是悲伤的,而我的心境却是漠然的。我把等待发车时间中的大部分,都用在漠漠地瞄着带队的干部。心里暗暗地发誓:在将来的实际劳动中,看看究竟谁肯真正出力实干,让事实证明谁更应该接受教育。(我被告知,那位干部的职责之一,是负责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。)

        1968年在校学生分配时,曾有过一份众所周知的“上海市文件”。文件中明确规定:一户人家中若有二个同届毕业生,则一个下乡另一个留城进工厂。我的姐姐经她积极主动地要求,已于19689月到达西双版纳的农场接受教育,而我则是等了又等始终没有任何分配去向的消息。事后多年才得知,6810月我已被分配到上海燎原化工厂。(当然这只是“道听途说”,我没去确认,也不愿意花精力和财力去确认,不值。)

我父亲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揪出来,被扣上“华东地区文化和教育界的最大走资派”的帽子,“有幸”上电视与“陈、曹、魏、杨”一起,被现场转播批斗的七人之一,自19666月就被关押隔离审查(先是提篮桥监狱,后又关在不见丝毫光线且摘掉灯泡的地下室,长达六年余)。然而我下乡前三周的某天傍晚,父亲突然被放了回来,望着二年半余未见且满身伤痕的父亲,心中既高兴又伤痛。但父亲在家只住了一晚,第二天一早就默默的走了。隔了一周,父亲又回来了,第二天早晨走之前,父亲对我说:“你还是下乡吧,我被打得吃不消了”。我明白了,自己没有资格要求按照市文件精神进工矿。所以父亲走后一小时,我就站在分配办公室里,表态要求上山下乡。但是我无权选择直接插队,更被拒绝了祈求去军垦农场的期盼。

自同意下乡至动身出发,我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,独自去办理:包括注销户口等所有的必须手续和做出发的准备。由于父母都被隔离,又没有祖父母辈的老人,姐姐也已下乡,留在家的四个弟弟中最大的才刚满16岁(最小的7岁半),而父母的工资被扣,每月仅按人头发8元生活费,因此走之前弟弟们的今后生活,也必须事先妥善安排好才行,可是事实上却不可能。因我家在上海没有任何亲友(即使有个别熟人也远远躲着),原先市政府介绍来的在家里已做了十余年的保姆被赶回原籍,所以,站在车上等候开车的我,既没有离开父母、家人的悲伤,对这生活了十数年的城市,也没有任何的留念,仅有“漠然”充斥全身心而已。这种漠然陪伴着我一路北上,远赴千里之外的公安部北安劳改管理局下属的引龙河农场,并被分配到了三分场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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